数字化网络家谱

　　家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很多家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也就是家谱，您家应该也有家谱吧！虽然过了六月六，但是现在还可以在评论区晒一下。

　　家谱又称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

　　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家谱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估量的贡献值。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它是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万事万物都有规律性，家谱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一、家谱的起源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历来有殷商起源说、周代起源说、秦汉起源说、宋代起源说等四种观点。

　　其各自都能自圆其说，各有其理。然而，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说：“唯三代上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三代上矣”，就是夏、商、周三朝以前，也就是炎、黄、尧、舜、禹时期，甚至是更久远的时期。司马迁写《史记》时，对这些上古历史时期的“年纪不可考”，就“取之谱牒旧闻”，到家谱的记载中去查找。可见，上述四种家谱起源说都太晚，早在夏朝以前就有家谱了。

　　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从而得知，家谱的历史久远，在上古黄帝时期，就有了最早的雏形。

　　有史可考的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朝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最早的家谱之一，采取绳结记法，目的是用来表示每户的人丁数目。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二、家谱的发展与定型

　　文字诞生以后，人们会把姓氏和名字刻在甲骨，龟背上，竹简当中，家谱也便承担了记录皇室（贵族）成员的责任。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

　　龟背刻字用于占卜，石刻用于记录大事。

　　竹简成书成本极高等等，文字最早的诞生不是为平民服务，文字是统治阶级才能使用的工具。在这之前家谱只是初具形式，甚至都不称之为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

　　周代有史言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而之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推动，让文字从贵族推行到士族，家谱才真正走入人们的视线。但虽说扩大了家谱的适用范围，在这一时期使用者依然是皇室居多，士族次之。向上发展，皇族的家谱开始用来谱系后宫浩繁的人口宗室，以作为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的依据，向下，民间遗产继承以其作为依托。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选官是世袭制的。张三死了，那看看他儿子是谁把，把家谱拿出来，让他世袭他父亲的爵位，继续当本朝的官吧。所以此时，家谱开始和仕途有所勾连了。一旦涉及到钱权，人们总是很热衷的，古人也不例外。一旦家谱多了政治色彩，那他的地位必将稳步攀升。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秦汉时期，人们开始炫耀祖宗，也用祖宗来攀亲带故，家谱便是最好的炫耀资本，而这股风气到东汉末年最盛。司马迁在《史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的世系。

　　汉时期社会上出现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继而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

　　颍川望族钟氏，江东望族陆氏，曹氏宗亲夏侯氏，颍川豪族荀氏，三国豪族诸葛氏，晋司马氏等等皆为三国的大家族。三国魏蜀吴中的辅政重臣几乎都是大家族出身，此时的家谱不仅有圈聚士族，为上流会输送人才的效用（有钱有地位的人一定有好的教育，一直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且兼具炫耀的功能。

　　汉代时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族谱文化也流传到全国各地。

　　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

　　刘备能够从一个“织席贩履小儿”摇身一变为大汉皇叔，依靠的就是皇家谱牒的世系记载。

　　三、家谱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是家谱的分水岭。

　　魏晋南北朝重视门第高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之初，社会潮流推动，加上当时的入仕之法从侧重品德的察举制演变成侧重家世的九品中正制，家谱的与政治彻底联结在一起，此时成为其历史作用的巅峰时期。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而其辉煌亦随着魏晋之风的清散而黯淡。政治的热度退却，让家谱更加亲民，安安心心的记载每家每户的点点滴滴，此时的家谱，平民是将家族名姓写在一张纸上挂在墙上。而贵族富户就会修订一本册子，记录家庭关系，家族之中若出了名人贤士，亦会留下篇幅为其立传。

　　直到隋唐时期，家谱又一次引爆热度，著名的有韩愈，其推崇古文运动，亦看重家族门阀，昌黎郡韩氏是望族，所以韩愈常常以昌黎韩氏自居，人称韩昌黎，其实，他不是昌黎人，只不过爷爷曾住在那里。

　　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四、家谱的衰落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五、周复循环，周期性循环

　　宋代修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元代族谱是继续在宋代族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后接明清族谱。元代族谱形式更为多样，除纸质形式外，刻石修谱也在元代蔚然成风。元代著名学者柳贯就曾说过：“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则国之治乱兴亡，不可得而见，志不纂，则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处不可得而见。然郡、邑之与国、家一理也。”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说明家谱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性。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明代，明太祖在位时，就曾为自己的家族编修家谱。它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进入明清以后，官方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步入现代，梁启超为家谱增加了活力，比如，可以通过家谱记载推算家族的平均寿命，也为人口迁徙提供参考凭证，包括民俗字、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宗教史、教育史等等，都能从家谱中找到重要的参考资料。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

　　在我国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道具”，每当有人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类家谱自然不可信。这样出来的家谱几乎一个面孔，所出现的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不了解真相的人还将其视为祖传之宝。因历史原因，近几世以前的家谱世系可信度均不高。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所以，虽说家谱的实用价值远不如前，但其作为文化的一部份，为后世做出的贡就是无法估量的。更何况中华民族本来就把饮水思源作为教条，不忘本总是好事。四大文明古国独留中国的历史没有断层，一定不会是巧合，家谱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