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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晋以来，由于统治者对薄葬的倡兴以及对墓前设施的禁止，民间社会对祖先的祭拜地点及其方式渐渐发生转变:那些有权势的官僚贵族多将墓前祭祀改由家庙进行;一般民众则将墓前祭拜改为在家中寝堂进行。晋人卢谌《祭法》谈到:凡祭法，有庙者置之于座;未遑立庙，祭于厅事可也。南朝宋崔凯论衬庙时也讲道:拊祭于祖庙，祭于祖父，以今亡者衬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辞日:....荐衬事，适尔皇祖某甫以隋衬。....今代皆无庙堂，于客堂设其祖座。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祭祖主要是庙祭与家祭两种方式。庙祭就是祭祖于家庙。晋代规定，诸侯王及各品级官僚均可设立家庙，“宗庙之设，各有品秩。其标准尚无严格规定，大多参照先秦宗庙之礼;祭祀时间、次数也无严格规定。以设立宗庙为例，比如晋武帝时，中山王司马睦与其兄司马逊并为诸侯，依先秦之礼，司马睦只能以其兄立为大宗，但司马睦却希望能立祢庙。结果引起争论。虞喜在论及此事时说:“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

　　自魏晋以来，由于统治者对薄葬的倡兴以及对墓前设施的禁止，民间社会对祖先的祭拜地点及其方式渐渐发生转变:那些有权势的官僚贵族多将墓前祭祀改由家庙进行;一般民众则将墓前祭拜改为在家中寝堂进行。晋人卢谌《祭法》谈到:

　　凡祭法，有庙者置之于座;未遑立庙，祭于厅事可也。南朝宋崔凯论衬庙时也讲道:拊祭于祖庙，祭于祖父，以今亡者衬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辞日: ....荐衬事，适尔皇祖某甫以隋衬。.... 今代皆无庙堂，于客堂设其祖座。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祭祖主要是庙祭与家祭两种方式。

　　庙祭就是祭祖于家庙。晋代规定，诸侯王及各品级官僚均可设立家庙，“宗庙之设，各有品秩。其标准尚无严格规定，大多参照先秦宗庙之礼;祭祀时间、次数也无严格规定。以设立宗庙为例，比如晋武帝时，中山王司马睦与其兄司马逊并为诸侯，依先秦之礼，司马睦只能以其兄立为大宗，但司马睦却希望能立祢庙。结果引起争论。虞喜在论及此事时说:“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于嫡，以贵异之， 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丰礼，并祭四代,所以宠之.”西晋太尉荀觊也因“秩尊,其统宜远”,故“亲庙有四"。

　　看来设庙往往因事、因人、因时随机而变，没有一定之规。

　　一般来说，那些无官无品的平民百姓不得立庙，当然也无法祭先祖于庙堂，只能将家中的厅堂作为祭祖的地点，这也就是所谓的家祭。《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笃终》，其中涉及家祭时云: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 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诚。死誓难违，幸无改焉!该文否定了汉代以来的墓前祭祖，主张*于家设席以祭”，“不得墓次”:做法是“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过，对家祭的方式没有更为详细的陈述。

　　东晋贺循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当时家祭的情况。其日:今无庙，其仪:于客室设亡者祖座，东向;又为亡者座于北，少退。平明持馔具设及主人之节,皆如卒哭仪。先向祖座拜,次向柑座拜,讫，西面南上伏哭。主人进酌祖座，祝日: ...又酌亡者座，祝曰: ...皆起再拜，伏哭尽哀，复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妇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论，南向东上，异等少退，哭尽哀，各再拜还房。遂彻之。自衬之后，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馔如来时仪，即日彻之。由 上可见一般百姓多无庙，无法祭祖先于庙堂。所以祭祖之日，须将祖先牌位置于客室，祭拜完毕再撤去。前引卢谌《祭法》及崔凯之论也说到在“厅事”、“客堂”进行家祭之语。一些虽有官爵尚未立庙者，祭祖之礼也在厅堂进行。如《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未立庙祭议”条云:晋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进封大国，今祭六代，暂以厅事为祭室。

　　殷仲堪问庾容: ....依. 《礼》， 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应有庙。今既无庙，而共家常以厅事为燕尝之所。”自 晋以后，大体遵循以品秩尊贵制定祭祖的权力的做法。“自后齐、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时有损益矣。"如北齐武帝河清三年(564)所制定的祭祖制度:

　　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从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以下，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达于庶人，祭于寝，特用特肫。北齐规定，从七品以上官员可以立庙祭祖;正八品以下乃至庶人，祭祖于寝堂。较之晋代更加严密、规范。

　　隋代在北周基础上稍有更改:“新制..... 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制于家，祭其私庙。”进一步将家庙的设置下限定在五品。

　　唐代基本继承了隋代的做法，但比前代更为缜密、完善。按照唐《开元礼》的规定，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得以祠家庙，官品不同，家庙的数量、规模也各不相同;六品以至庶民不得立庙，祭祖的场所只能在家中寝堂进行，即“祭祖祢于寝”。《通典》卷四八《礼八沿革八》“诸侯大夫士宗庙"条云: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品以上须兼爵;四品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庙。五品以上，.祠三....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

　　从有关史料看，这一规定也确实得到实施。官品不达者，民间社会未见立家庙者。《太平广记》卷一八二《颜摽》载: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摽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摽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標曰:“摽寒进也，未尝有庙院。”“庙院”，即家庙。颜摽“未尝有庙院”，恰恰说明民间社会对这一规定的遵循。如果官员晋升后达到了立庙标准即可依制立庙，申请核准。如李绅立家庙，其家庙碑日:

　　“斋戒沐只栗，拜章上言，请立先庙，以奉常祀。于是得请于天子，承式于有司。”又如王涯立家庙，其家庙碑日:“上章日，臣涯官秩印绶，品俱第三，请如式以奉宗庙，制曰:可至于建庙的样式、规模也有规定，但是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看，除了《新唐书.礼乐志三》针对三品官员的规定外，其他尚不清楚，我们只能从中窥其大概。其云: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 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官品达到了立庙之制，一般来说就必须依制设庙祭祖，否则，会遭世讽甚至被罪。《新唐书王佳传》记王理“独不作家庙，四时祭于寝，为有司所劾，帝为立庙愧之，不罪也”。

　　

　　家庙的设置由于受地位的限制，只能五品以上官员设置，民间百姓无权立庙，而唐代规定朝廷命官均不能在故乡做官，所以，唐代的家庙大多设于官员的治所，亦即都市。据甘怀真先生对唐代42例家庙地点的分析，其中38例设于长安和洛阳，4例设于故乡兼治所。常建华先生对这两种立庙情况也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前-种所设置家庙的官员，从唐初起，已渐渐离开其原有郡望所在的族居地，在长安、洛阳立家庙。因京城土地狭小，人口居多，家庙多不与居处相连。在长安，-般设于皇城南六坊、朱雀街、沿街两旁以及曲江等显要地区，他们视立家庙于京城为荣耀。后一种情形的家庙与宗族有很大的关系。家庙所祀主人必是其宗族的始祖，一般来说，立庙的后代多在家庙附近繁衍。如《游城南记》云，杨瑒在长安城南立家庙，“杨氏苗裔，太和年间尚盛，人呼庙坡杨”"”。

　　在墓祀转化为庙祭与家祭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祭祖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一般来说，宗族的祭祖要由族统的继承者为之。汉代张家山汉简《二二年律令》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但是，汉代的后子继承的总原则虽然张扬的是血缘亲等关系，重视的是嫡亲，但它又不排斥庶亲。在墓祀之制下，嫡子并不能专擅祭祖，庶子同样可以行墓祀之礼。到魏晋时期，宗子对祭祖的专擅已较为普遍。如前引《通典》卷五二“未立庙祭议”条载:殷仲堪问庾睿: “依礼，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 今既无庙，而共家常以厅事为杰尝之所。”依晋制，祭祖时，由宗子率领进行，支子要到宗子家去“助祭”。殷仲堪为长子，所以其以下诸弟要至仲堪家祭祖，“共家常以厅事为柔尝之所”。

　　到唐代，祭祖中的传统宗法礼制进一步被打乱，率领宗族祭祖的主祭者不一定非要嫡亲的宗子为之，而以尊贵者为之。如果宗子官秩不如支子，那么由支子主祭，兄陪于位;若兄弟同尊为官，则各自祭祖于寝。《新唐书礼乐志三》:凡祭之在庙、在寝，既毕，皆亲宾子孙慰。主人以常服见。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哮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庙由弟立，己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则各祭考妣于正寝。

　　因立庙取决于官品，故即使为官者在家中为庶子，也可以立庙，拥有大宗地位，率族人祭祖，处于主祭之位，兄长只能居于陪位。对此，唐后期的吕温曾说道:“近 世祭多及旁亲，虽近爱而无义。”这一点与汉魏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唐代的嫡子并没有绝对的政治地位保障，所以，在可考的立家庙诸例中，多是庶子立庙。立庙后，立庙者的家内须实行宗法制，严格分别宗子与支庶”。

　　另外，祭祖的时间与程式也已固定化。前已述及，汉代的祭祖方式多是墓祀，所以祭祀时间:呈现出不固定的特点。而在魏晋时期，随着墓祀的衰微，祭祀时间趋于固定。四时祭祀，

　　魏晋时期已成风俗。《颜氏家训.终制》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北史崔士谦传》:“卒于州，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飨。”《北史崔浩传》也有“朝夕养姑舅，四时供祭祀”之语。《南史顾宪之传》载其临死前所诚子孙日:“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至唐代，则将四时之祭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新唐书礼乐志三》载:祭寝者， 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则废元日。然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祭不欲数，乃废春分，通为四。这样，元日、夏至、仲秋、冬至为祭祖日，也就是祭祀四次。

　　与之相应，有关祭祖的规范与要求也形之于文字，层出不穷。诸如王肃的《祭法》、贺循的《祭仪》、卢谌的《杂祭法》(又称《祭法》、《杂祭注》)、 《家祭礼》、 范汪的《祭典》，以及后来傅隆的《祭法》、崔浩的《家祭法》、释僧佑的《杂祭文》、卢辩的《祀典》、徐爱的《家祭》、孟诜的《家祭仪》、徐闰的《家祭仪》、范传式的《寝堂时飨仪》、贾顼的《家荐仪》、卢弘宣的《家祭仪》、周元阳的《祭录》，等等，都对当时民间的祭祖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